前有台湾多次发生6级以上地震，后有广州暴雨不断，导致洪水、龙卷风、冰雹等自然灾害不断，近日五一劳动节期间，广东梅大高速塌方，据最新发布会报道，已造成48人死亡，30人受伤……

灾难因突发性和破坏性等往往能够迅速引发大众关注，极具新闻价值，但是，灾难发生时候还会充斥着各类报道和信息，扰乱人心。

灾难报道也一直被认为是新闻报道的“富矿”，而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做好灾难报道，更是我们新传人必须学会的一课。今天就和播播一起开启“灾难报道”的学习之旅吧！

一、灾难报道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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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灾难报道？

一般而言，由干非人为因素所引发的，人力不可抗拒的地震，恶劣天气，火山爆发，洪水等以及主要由人为因素引起的火灾、车祸、矿难、公共卫生事件以及恐怖袭击引发的灾祸与战争等，均在灾难新闻报道的研究范围之列。

灾难新闻由灾难事件本身而来，意即对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事件的报道。我国灾难新闻研究主要始干 2003 年的“非典事件”，该事件成为我国灾难学与传播学交叉研究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学者刘海明教授认为，灾难报道这个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别。狭义的“灾难报道”指的是报道和灾难有关的消息、特写、评论等新闻作品，也包含了与地震题材相关的文学性作品。

广义的“灾难报道”在外延上更为宽泛，它涵盖了一切和地震相关的信息。广义的灾难报道的作者，可以是媒体从业者，也可以是新媒体语境下的“公民记者”，还可能是其他民间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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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报道的特征

（1）灾难性信息所反映的新闻是负面的，与人类稳定和幸福生活的主观愿望相反。

（2）突发事件的发生是不能被注意和预测的。

（3）灾难新闻事件越严重或范围越广，大众的关注度就越高。

（4）灾难新闻报道具有很强的实效性，几乎没有时间策划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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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报道基本原则

（1）正面导向原则

（2）生命至上原则

（3）以民为本原则

（4）平衡性原则

二、经典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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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火灾

1987年，大兴安岭北麓林区发生的“5·6”特大森林火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毁林面积最大、伤亡人员最多、损失最惨重的森林大火。中国青年报记者叶研、雷收麦、李伟中以及实习记者贾永在火灾发生后奔赴火场。

历时30多天的采访，他们换回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组经典篇章。《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和《绿色的悲哀》，刊登在《中国青年报》醒目的位置。这组被称为“三色报道”的新闻获当年全国好新闻特等奖。学者张志安认为这个系列报道既揭开了1987年作为“深度报道年”的序幕，又成为新时期深度报道尤其灾难报道历史上的经典之作。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灾难报道曾被强加以英雄赞歌的导向，灾难报道出现“将悲歌唱成赞歌”的情况，三色报道则实事求是记录了灾难中人与社会的关系、火灾背景下的人物命运和人在极端场合下的表现、前瞻性地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了这场灾难的生态原因，虽然是批评报道，却起到了非常积极的社会意义，标志着中国新闻人开始回归新闻本身，它开启了中国灾难报道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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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航坠机事件

2022年3月21日14时38分左右，自昆明飞往广州的东航MU5735坠毁于广西梧州市藤县琅南镇莫埌村。机上人员共132人，其中旅客123人、机组9人，经搜救证实全部遇难。多家媒体对此事件进行跟踪报道。本次事件中也出现众多新闻报道的伦理失范问题。

（1）作风不实，造假传假

2022年3月25日上午，中国民航报微博和中国民航网抢先发布了由中国民航报7位记者署名的《第二个黑匣子已找到！》的“快讯”，事后被证明是假新闻。而中国新闻网、中国新闻周刊等专业媒体在第一时间转发了这条失实信息，有违新闻真实性的基本要求，是部分新闻工作者专业作风不够扎实的体现。

（2）搭车营销，流量变现

一些自媒体和营销机构在流量变现逻辑的主导下，围绕空难进行蹭热点、搭车营销等活动，有悖社会良知和传播伦理。如山西一家房地产公司以失事航班为背景，制作“阔景美宅”广告营销图片；一家数码产品公司借失事航班新闻硬性植入快充产品的营销广告；有的理财公众号借机推介引流自己的理财账号等等，以此吸引关注、换取流量。

（3）引导失当，弄巧成拙

在此次空难报道中，环球网没有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度、效，结果弄巧成拙。飞机失事不到36小时，发表了题为《让坠机的悲痛，化为捍卫安全的力量》的社评。在现场搜救还在紧张进行的情况下，在遇难者家属还在期待奇迹出现的情况下，该评论就呼吁化悲痛为力量，在时间、尺度上把握失当，终引发公众的批评。

（4）价值偏差，过度炒作

过早、过度炒作空难赔偿金额问题，是此次空难信息传播中另一有悖生命价值和人道精神的现象。诸如：“东航空难事件已正式启动理赔程序，132名遇难者家属可以拿到多少赔偿金呢？”“东航空难保险理赔开始，最高或赔800万”等信息，有借空难实现搭车营销的嫌疑，更有将人的价值物化的倾向。过度、过早炒作空难赔偿，既伤害遇难者家属感情，也有违生命价值原则。

（5）隐私泄漏，二次伤害

3月22日中午微信公号“每日人物”发表《MU5735航班上的人们》，迅速刷屏。文中，记者通过多位失联乘客、乘务员的同事、好友、亲属的介绍，这则报道传爆朋友圈，但也引发争议，焦点在于：媒体是否需要如此匆忙，在未查实事件真相时（灾难发生次日）匆忙进行故事化的煽情报道？

此次坠机事件，大众需要的更多是对于发生原因的解释及后续的救援结果，是对于新闻“理性”的需求，而在该类信息还未给出准确结果时，这类媒体却将大众的视野引导至另一个“情感”的层面，更多满足的是媒体自身获取流量的需求。

对于受众而言，《人物》的确向他们传递了与事件相关的信息，但是对于遇难者亲属而言，他们家人的信息不仅被毫无保留地公开“展示”，遇难者的信息也被“呈现”在了公众视野中，他们在网络上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受到大众的质疑，甚至当他们在网络中表达自己对该事件的悲痛时，遭受了不理解和网络暴力。即使最终平台对网暴的账户进行封锁也为时已晚，给亲属带去的“二次伤害”已经发生。

受众不是不需要故事，而是需要媒体用恰当的方式讲好故事。

（播播注：“二次伤害”是在灾难报道中首次提及的一种概念，是指由于媒体对某一事件采取了不恰当的处理方式，而对被害者及其家属造成了某种精神上的损害。）

三、新媒体时代灾难报道的发展

当互联网发展的“上半场”实现随时随地互联互通后，“下半场”的关键就在于进一步实现任何场景的可能性，“元宇宙”为此搭建了一个全新的平台。

业界将灾难新闻报道分为第一阶段的灾难本身、第二阶段的危机处理和第三阶段的重建与反思，而区块链技术、交互技术、电子游戏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智能网络技术和物联网技术是支撑元宇宙的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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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发生时：用技术变革新闻呈现

（1）场景还原。对现实空间社会的镜像复刻是元宇宙初级阶段主要构建的社会场景，数字孪生技术可以将用户的数字分身直接接入场景之中，元宇宙环境中多感官的打通可以让数字分身代替自己体验虚拟场景，同时还可以根据个人选择直接“跳入”不同场景。

（2）沉浸式体验。灾难发生时，通过无人航拍机、360°全景相机、光场成像技术、自然交互与传感技术、3D 建模和渲染技术等，可以最大程度还原灾难场景。受众可以在交互活动中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获得沉浸式体验和现场感。

（3）情感传播。用户的数字分身互动打破了彼此间物理空间距离的阻碍，弱化了身份阶层的区别，彼此分享感受和体验，实现了情感传播。相较于传统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借助元宇宙的新闻呈现方式让非虚构报道变得更加立体生动且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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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发生后：用数据支撑新闻内容

（1）众。大数据可以实时监测以往内容的传播效果并进行实时反馈，因而研判传播趋势可作为新闻内容的参考。对灾难新闻而言，热点、爆点内容的背后是社会的共同关切。

（2）新。数据支撑新闻内容体现在“新”上，相较于“蹭热点”的“众”，主动挖掘、创造新闻价值，引领社会导向的“新”更能体现媒体的社会职责。

（3）异。“异”意味着有别于常态。灾难的发生本就打破常规，而灾难的处理更需要行之有效的方法。元宇宙人工智能、智能网络和物联网技术等支持的多场景搭建和连通测试，有助于专业团队找准根源所在，发现“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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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与反思 ：用交互引导受众行为

数字化生存天然具有“赋权”的本质，在数字化的未来，人们将找到新的希望与尊严。灾难新闻的灾后报道目的在于总结经验，同时重振信心，引导受众行为。

（1）新冠疫情暴发后，传统疫情防控类的科普报道由于专业壁垒、文字门槛、内容的重复枯燥和说教性太强，导致传播范围受限。媒体可以借助基于元宇宙环境中的场景构建，让用户自由选择以“上帝视角”来感知全局或以第一人称视角来体验全局，不同的选择会导向不同的结果。

（2）相较于用非虚构写作回溯现场，元宇宙环境中的场景重建更可以调动并强化用户的感知，全方位地讲故事，唤起受众情感共鸣，从而引导受众的正向行为。对此，元宇宙要做的不是对现实的复刻，而是构建能够影响现实甚至超越现实的高维世界。

四、灾难报道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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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美学 ：泛娱乐化的悲哀

灾难美学的实质是将受难者和现场的情况放置于次要的地位，用抽象的同情与具体的冷漠弱化灾难事件的严肃性。

美国社会学家E·卡茨提出：人们接触使用传媒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需求和社会因素、个人的心理因素有关。每个受众都有其特定的需求，煽情化灾难报道将新闻事实与人类情感杂糅，其故事化、情节化可以吸引受众浏览兴趣，短暂满足受众的情感需求和宣泄。

以人的故事为主题的过度煽情也容易陷入同质化的沼泽之中，千篇一律的关于人的故事，软性文学化的写作手法，其呈现出的信息内容是非常浅层次和单一化的，流于表面，反而令读者感受不到人复杂真实的客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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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眼球效应，披露个人隐私

灾难性的突发事件中，部分媒体为了吸引观众眼球，执着于刺激性图片、当事人的痛苦情绪或不慎披露当事人隐私，把公众的注意力当作唯一的关注点。对细节的过分关注，可能会造成对当事人隐私权的侵害。在灾难等极端特殊情形下，隐私权对于受害者来说显得尤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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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新闻失实，滥用新闻信息

因为灾难性事件属于突发事件，灾难现场往往混乱无序。记者通过采访当事人或目击者，获得的信息大多是有限的、碎片化的、与事实存在偏差，只有局部信息是真实的。记者因为急于抢突发新闻而对所获得的素材没有核实，造成局部新闻失实。

在2018年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 中，新京报、澎湃新闻都曾在第一时间发文指出，事故原因系轿车女司机驾车逆行导致。事后，警方公布公交车坠江原因系乘客与司机激烈争执互殴致使车辆失控。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澎湃新闻发文前已经向重庆市万州区应急办值班人员进行了求证，然而最终还是出现了失实报道的情况。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追求时效性的压力下，灾难报道的真实性核查面临着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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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凌驾价值理性，缺乏人文关怀

相比于追求功利、效益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更多考虑行为本身所代表的价值和动机的纯正性。但在灾难性报道中，受组织或新闻工作者个人的影响，报道中经常会出现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情况。

以2020年3月16日，人民日报发布的《中国以外87182例，反超了！》数据新闻为例。报道用图表的形式展示：除中国以外的151个国家和地区累积新型冠状病毒确诊87182例。

这则数据新闻通过扇形图直观体现出病例数量的多少和变化，具备新媒体数据化思维，这方面值得肯定。但标题中使用的“反超”一词，让人读出了比赛竞争的感觉，缺乏人文关怀与同理心，在价值导向方面缺乏积极意义，传播效果方面遭到了受众反感，带来了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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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焦点模糊，重领导轻灾情

在很多的灾难报道中，记者很容易把视角和目光聚集到领导身上，以领导视察和讲话为中心，把灾难报道写成领导视察报道，注重报道救灾举措和成绩，完全模糊了报道焦点。这不仅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亵渎，更是新闻职业素养的丧失。

曹林在《灾难报道为什么不会说人话》中提出：这种总把灾难报道写成“领导高度重视”的官话套话，不仅仅是话语的问题，背后还是“以领导为中心”的僵化宣传思维，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维。习惯性地“领导高度重视”，习惯性地“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作出批示”，习惯性地“第一时间赶往现场”，习惯性地“亲切看望受伤者”。这不是灾难报道，这是领导的赞歌。

（《省长李纪恒到医院看望明通小学踩踏事故受伤学生时要求：提供最好医疗服务全面加强校安管理》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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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敲门与二次伤害

在灾难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体为了还原事实真相和挖掘背后的事故原因，往往会试图采访失去亲人的家庭成员或伴侣，而这个过程被称为“死亡敲门"。在这个过程中记者的行为给遇难者亲属带来困扰的行为被称为“侵扰悲痛"。

在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新闻伦理准则中，通常都对灾难报道“死亡敲门"做了详细规定，都会要求“体谅、理解、尊重”报道对象，要求“死亡敲门”应避免“侵扰悲痛”。也就是说，要求“死亡敲门"应避免“侵扰悲痛”，基本已经成为全球新闻伦理准则中的共识。

五、如何解决灾难报道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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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把关人责任

（1）对“热点”进行把关，提供具有“真实性”特点的新闻报道，与随意编织的网络消息区别开来。对于“热点”的解释，不应该只从“时效”方面入手，而应从“选题、传播内容、传播途径”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

当新闻工作者获取其他媒体没有的信息时，应明确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在特殊情况下，应该先询问相关负责单位消息的真实性，然后再进行报道，规范的报道模式也能帮助媒体树立公信力。

在发布新闻时，新闻工作者应注意报道内容不能脱离事件本身，他们需要明确所发表文章的核心，草拟新闻框架，通过大线索深入挖掘情况，最终形成一篇完整的、具有针对性的新闻作品。

（2）新闻工作者需要对“细节”进行把关。灾难性报道是偶然事件，此时需要新闻工作者抓取和总结国内外线索的能力。在选取事件进行报道时，应避免千篇一律的报道方式，仅报道官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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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构建议程设置，积极引导舆论风向

新闻工作者可以通过“议程”来决定稿件需要采访的人员、最终呈现形式等，决定想给大众看什么内容，但与其他报道不同，灾难性报道的内容应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保持一致，并且要注意传播效果的认知层面。

新闻工作者对于事件本身的观点，以及想要达到的影响范围和受众群体。同时，受众需要关注自己的“认知”，例如，想要了解哪些数据，看完报道后我能够做些什么，希望媒体下一步要做什么等。最终通过新闻工作者和受众双方的共同努力，推动灾难性报道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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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多元传播主体的新闻伦理观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闻传播模式发生变革。新闻传播主体也从以往单一的媒体从业人员，转变为“人人都是记者”。加快了灾难报道的传播速率。不过，因未受过专业训练、缺乏相关指引等原因，普通受众往往无法准确把握新闻发布的尺度，从而 极易引发报道失实、伦理失范等一系列问题。

新媒体时代，当公众的身份从单一的“受众”转变为 “既是受众又是传者”时，不愿或不能承担传媒道德责任的“受传一体”们，就极易在传播信息时引发各种伦理问题。因此，通过倡导全民提高政治思想素质和文化知识修养，来培养多元传播主体的新闻伦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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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灾难报道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取向

在灾难报道中，新闻媒体应该把人文主义关怀放在首要位置，多一些对人性的关注和理解，这其中包括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人文关怀应该始终贯穿在灾难报道中，彰显“温柔抚摸者”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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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灾难性报道的伦理保障机制

首先，要提升媒体从业者的职业素养。其次，需要健全媒体管理机制，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主管部门应完善并落实考核制度、问责机制，媒体与媒体之间应相互监督，并主动接受外部监督。

最后，推进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防止新闻伦理失范现象发生。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的自律固然重要，法律法规的他律也不可忽视。缺少相关法律法规，新闻伦理的坚守就失去了坚强后盾。通过他律方式对传播主体进行约束，能够有效避免或减少有悖新闻伦理的现象发生。

参考文献：

[1]何静.灾难报道中的“二次伤害”研究[J].新闻传播

[2]米广莉,徐文莉,梁艳.新媒体时代灾难报道中的新闻真实性探讨[J].全媒体探索

[3]周汇,辜浩桓.元宇宙视域下的灾难新闻报道[J].青年记者

[4]高玉娟.全媒体时代的灾难报道：实践、困惑与应对策略[J].极目

[5]何璐恒.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以“东航坠机事件”为例[J].声屏世界

[6]周乐然.浅谈灾难报道中新闻伦理失范及规范[J].新闻传播

[7]李奕沣,胡明青.灾难新闻中诉诸情感因素的平衡点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争议性报道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

[8]唐冰,唐远清.灾难报道“侵扰悲痛”困境及对策——以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报道为例[J].青年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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