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4种传播学现象必考！高分答案学界大佬早就给了！

Original 蚂蚁爱传播新传考研 2023-03-28

转眼间，2020 年已经过半了。不少同学也在认认真真的准备考研。不过，看基础课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新闻传播领域的大牛们这半年都在研究啥。

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爱传播翻阅了《新闻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界》等期刊，帮你们把重点画出来了！

看了这篇文章，论述题一定比别人高不少分。以 4 大关键词为点，帮大家整理了这些加分的表述。

疫情

后疫情时代：传播改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写和重构了包括传播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所谓“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就是指这种状况。就传播领域而言，至少发生了这样几个非常重要的改变：

1.传统主流媒介之于社会认知、社会舆论的“压舱石”“定盘星”作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解构。

在大众传播时代，即前互联网时代，传统主流媒介是构造人们心中的“社会图景”，形成社会焦点、设置社会议题，引导社会舆论的至关重要的传播力量。换言之，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看到什么、关心什么以及持有什么观点去看去想去判断。在那种条件下，说传统主流媒介是社会认知和社会舆论的“定盘星”“压舱石”并不为过。

总的看，这场疫情极大地加速了传统主流媒介退场的历史进程。有调查数据可以表明，不仅仅是纸媒，广播在这场疫情中的影响力也极度地被压缩（当然公共应急广播的作用依然重要）；而电视，虽然依然占据着一定的传播市场份额，但它主要是人们利用“大屏幕”进行娱乐休闲的工具，而在新闻资讯类的信息传播中，它的作用实际上在明显下降。

这样，客观上就导致了传统主流媒介作为社会认知和社会舆论“压舱石”“定盘星”作用的失能与缺位。

换言之，通过社交渠道传播的信息总量虽然很大，但在信息结构上常常是有很大局限和偏颇的。另外一个大类的传播平台是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算法型内容推送平台。在这类平台上，虽然也有很多传统主流媒介所生产的内容，但平台上的算法是依据对于用户需求和兴趣洞察的个性化定制，同样存在着内容结构上的极大局限和偏颇。

尽管这两类传播平台通过“推荐”“热门榜单”等方式对用户信息结构的偏态试图加以矫正和补充，但事实上，人们看与不看，由于缺少行之有效的基于“关系”机制的作用方式，其真正的效用目前还是相当有限的。

2.泛众化”传播时代的到来，使得众说纷纭成为一种现象，在管制压力之下，容易形成退回小群、强化圈层的社会效应，彼此隔绝、各说各话成为一种舆论场上的现实，一旦遭遇互有交集的社会话题，就会产生非理性的“贴标签”甚至骂战等网络极化现象。

3.互联网通过对各种要素的连接和再连接来形成功能和价值，其作用机制的本质是关系赋能与关系赋权。激活、聚拢和推动这种关系资源整合的力量，是我们以往并不熟悉的非逻辑非理性的关系认同和情感共振的力量。但是，目前主流话语的内容表达中非常缺少对于“关系-情感”表达元素的有效利用，这是当下主流话语无法 “入脑入心”，进而起到导向作用的症结所在。

后疫情时代治理范式：

1.专业媒介和专业传播工作者的专业角色发生重大转移：直接的内容生产已经不再是其实现专业价值和工作重心之所在。

2.复杂性范式应该成为未来传播和舆情治理的基本范式：民主协商模式与自组织理论的启发。

具体地说，未来社会传播和舆情治理的重点不在于进一步加大管控的力度，缩小人们表达的言论尺度，反而应该适当放松这种管控力度，让人们多元的声音有一定表达的自由度，在这种自由度下实现自组织式的协同整合。研究表明，随着管控力度的加大，人们会进一步向后退回到自己的小圈子中，而这种一个个彼此隔绝、互不交流的小圈子，只会助长社会偏见、社会不宽容的产生，加大社会冲突的风险。

只有适度扩大话语表达的多样性空间，才能让不同的人、不同的意见能够发生公开的表达和彼此的碰撞。

这样，一方面人们可以在彼此的交流中意识到“世界大不同”，从而增强人们接纳、至少宽容不同意见的社会心态；

同时，也有助于“基模”力量的有效发挥，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关键性的有的放矢推动社会舆论的“涌现。

3.抓大放小：创新社会传播和舆情治理的顶层设计，以便于管理者集中精力抓重点，也有助于扩大实践者探索创新的自由度及社会的容错空间。

新冠疫情专家话语研究

在话语研究学者范·迪克（Van Dijk）看来，要考察话语修辞过程，需要放在修辞框架中来进行。

修辞框架通过事实、认知和引述来实现一个双层结构，表层是话语组织框架，而底层则是劝服手段。

甘姆森（W. Gamson）认为可以对话语修辞框架进行回溯性分析，提出了“诠释包裹” （interpretive package）中的框架装置，并分为标签、隐喻、例子、描述等元素。兼顾范·迪克和甘姆森的理论模型，结合新冠疫情媒体报道中专家话语表达修辞实践，总结出四个主要框架，即概念修辞框架、隐喻修辞框架、故事修辞框架和描述修辞框架，来考察以专家为代表的科学话语是如何介入到公共修辞（public rhetorics）中，并通过科学生产与媒体生产的双重机制最终达到社会劝服效果的。

1.概念修辞框架：建构大众化知识单元

在康德看来，科学是一种关于客观世界的感觉材料和知性范畴的结合，作为对复杂现象和关系的一种创新性工作。

因此，对于专家所代表的知识群体来说，概念是构筑知识思维的基本单位。在概念性框架中的修辞结合实践中，专家话语的主要功能是为公众构筑起新冠病毒流行病学与防治的逻辑起点。也就是说，当公众面对新冠疫情的到来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时，专家话语制造和传播了相关概念来厘定这些风险对象，使得风险对象成为可被公众认知的大众化知识单元。

例如，从专家话语介入新冠疫情的概念厘定以来，通过输出“疑似病例”“确诊病例”“致死病例”三个概念来具象化新冠疫情的社会风险感知，通过三位一体的数据来引发整个社会的日常抗疫参与行为。

而这三个科学话语领域中具备关联效应的语词的公共化生产就是一种典型的概念修辞框架。而更多来自流行病学的概念诸如“居家隔离”“自限性”“聚集性案例”“复阳”“接触性感染”“粪口传播”“清零”等也通过专家话语的概念修辞介入日常公共生活。

2.隐喻修辞框架：喻体资源的有限借用

隐喻被认为是语言的一种最本质特征，也是最为常见的思维方式之一。按照符号学家赵毅衡的观点，当符号从理据性进入无理据的规约性，再用符号文本进行新的有理据的描写，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延伸下去，构成一种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观点。

因此，当专家从科学手段观照这个世界，其秉持的是理性精神，而介入媒体的公共表达后，其观点往往伴随一定的隐喻修辞过程。

在新冠疫情的媒体报道中，最为突出的隐喻修辞是“疫情-战争”框架。专家话语中使用它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来自媒体的推动和引导，其次在公共空间里将科学研究对象的危害和不确定性隐喻为“敌人”可以增加专家话语本身的正当性。

例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时说“病毒没有了‘援兵’，我们强大了，它（病毒）就等着被 ‘围歼’吧”，“围歼”既有通过药品和免疫制剂杀灭病毒的隐喻指涉，又有对科学共同体的群体指涉。

3.故事修辞框架：追求可述性的平衡

故事来源于情节（plot）。故事修辞框架并非能和事件呈现划等号，如果说事件是一个客观性过程的话，那么故事则是被讲述者“卷入的经验”，在修辞中某些事件被挑选了出来，并被按照某种方式来进行叙述。国家卫建委第三批高级别专家组成员袁国勇对财新网讲述“武汉封城”这一决策，采取了故事修辞框架。

在描述话语中，他和同是专家组成员的钟南山、李兰娟、曾光和高福等乘车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进行了考察和回溯，他们在没有下车的情况下进行了细致的现场观察和工作。在这个故事中，四个专家一边在媒体上对公众发出强烈的预警，同时在疫情最关键的时候冒着极大风险进入华南海鲜市场考察则是被标出的行为，凸显了科学决策背后的艰辛和严谨。

4.描述修辞框架：坚守科学理性的表达

科学语言是高度抽象的语言，尽管其中也有日常和公共语言的部分，但是这些终究要服从逻辑严密的论z述。例如，对于“物体在空中会重重落到地面”这一句日常语言，科学语言的表述则是“物体在忽略空气摩擦力的情况下会以重力加速度向下运动直至撞击地面”。

因此，科学是从客观世界抽象出的一般性客观规律，科学语言修辞则主要是一种抽象话语，包括概念、命题、理论、数据等，这些语言又将科学演绎引致更高度的抽象层面。

新闻真实

整体真实与具体真实

具体真实是指针对单一的、具体的新闻事实报道而形成的新闻真实，显然，具体真实概念是明晰的，是好理解的。

整体真实是指针对一定目标报道领域“全部事实”形成的真实，它要求新闻报道要把目标报道领域的宏观情况或整体情况反映出来，至少要把目标报道领域的主流或主导情况呈现出来，并且认为只有把目标报道领域的宏观情况、主导情况反映呈现出来，新闻才算是把目标报道领域的本质反映呈现出来了，新闻真实因而才算是达到了整体真实、本质真实。

整体真实的具体要求

作为一种新闻真实观，整体真实观念要求全面报道目标报道领域的新闻事实；作为一种新闻报道观念，报道方法，整体真实观念要求完整报道具体新闻事实。

揭示这些要求的具体内涵，是进一步理解新闻真实的关键。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整体真实观念的具体要求，并且能够贯彻落实到新闻报道实践中，整体真实作为新闻真实观念、作为一种真实类型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宏观层面：

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新闻真实观念要求处理好不同性质新闻事实间的报道关系。仅就一定的目标报道领域来说，其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新闻事实；

其次，新闻的整体真实观念要求处理好新闻价值大小不同的新闻事实之间的报道关系；再次，整体新闻真实观念，要求传播主体要处理好目标报道领域范围内不同具体小领域新闻事实之间的报道关系；

最后，整体真实观念，还特别要求要处理好不同情境中不同新闻事实之间的报道关系。

微观真实：微观上的新闻整体真实，是针对具体新闻的具体真实而言的，即具体真实也要实现自身的整体真实。

具体真实针对的是具体新闻事实，某一具体新闻事实也有自身的部分与整体关系。微观上的新闻整体真实，就是要求具体真实不能停留在新闻事实的部分事实真实上，而是要反映具体新闻事实的整体真实面貌，以免导致受众对具体新闻事实的片面理解。

如何达到整体真实？

第一，坚守新闻整体真实观，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与方法，及时、公开、透明地反映报道目标、报道领域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新闻事实，报道具体事实的整体面貌；

第二，所有参与一定目标报道领域的新闻媒体，在做好自主报道的基础上，努力形成不同媒体之间的有效互动，使目标报道领域新闻事实以至全部事实的真实图景尽可能得到新闻认识方式上的完整呈现；

第三，要特别注意，对于比较复杂的新闻事实，不仅要通过各种技术方式、媒介方式、符号方式、文本方式展开报道，还要形成过程性的、协作性的报道机制，以系列、追踪、进行式的报道方式，呈现具体事实的整体真实面目。

还需要说明的是，新闻的整体真实，特别宏观意义上的整体真实，在认识论意义上依然是有限度的真实。新闻的整体真实，是新闻范围内的真实，是关于新闻事实的真实，而不是关于一般事实的真实，因而，它是相对目标报道领域全部事实的部分真实，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片面真实”。要通过新闻整体真实把握整体目标报道领域的全部社会真实，是不大可能的。作为新闻受众的所有社会主体，必须理解新闻真实的特殊性。人们需要明白，新闻认识有新闻认识的特点和规律，它不能代替其他认识，也不应该承担其他认识的任务，只有这样，它才能更好地发挥新闻的功能、新闻的价值。

社会记忆——以江歌案为例

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 (Michael Schudson) 指出，在 19 世纪 90 年代，新闻与传播研究出现了两种模式: “信息”模式和 “故事”模式。爬梳江歌案报道可发现，第一阶段报道采取典型的信息模式，第二阶段新闻则采取典型的故事模式，且是中国典型的恩将仇报这一集体记忆故事模式。

1.信息模式的 “江歌案”: 未触及社会记忆的刑事案件

2016 年 11 月 3 日江歌遇害后，国内最早进行报道的是 11 月 3 日澎湃新闻报道。之后，江歌母亲于 11 月 4 日凌晨发布微博。国内专业媒体报道详见下表:

细读新闻标题和正文可知，这一阶段报道主要是交代事件的 5W + 1H，即女留学生的身份、被害事件过程、凶手身份等。

根据大多数留学生遇害事件的报道先例、新闻价值和报道规律，如中国女留学生李淑仪被害、中国留学生袁晓鹏被害等等，江歌案如果仅作为刑事案件报道，在上述报道之后会在 2017 年 12 月 11 － 15 日开庭审理和 20 日宣判会被再次报道，其他时间很难再引起媒体和公众关注。显然，信息模式的江歌案新闻，虽然引起了舆论关注，但却只停留在注意的表层，并未进入人们认知深层和记忆深处，因为它缺乏勾连人们情感的因素，缺乏舆论兴奋点、群情激奋点。但《北京青年报》的《室友首度透露女留学生遇害案细节》报道指出，江歌母亲在 11 月 5 日发布微博，怀疑凶手为刘鑫的前男友。这条微博引发了网友对刘鑫的质疑和指责: “当时刘鑫为什么不出门” “江歌是为刘鑫死的。

报道中的这一细节表明，媒体和网友已意识到其中的恩怨，也彰显了 “江歌案”舆论兴奋点之所在。这说明，网友和媒体已有将“江歌案”定为 “恩怨故事”之倾向。事实上江歌在 2017 年多次成为舆论焦点，便建立在讲述中国历史上的永恒故事 “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基础上，而不是刑事案件的关键信息上。

2. 故事模式的江歌案: 社会记忆之 “恩将仇报”

与舆论之兴奋点在讲究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中国文化，感恩报恩故事从古至今随处可见， 2018 年人民日报公众号在《道德沦丧是当前经济滑坡的根本原因》一文中甚至将 “不懂感恩”看作经济滑坡的原因。感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它沉淀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特征之一。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是令人深恶痛绝的行为，会激发人们义愤填膺的强烈情感。

江歌被害事件由普通杀人案件转变为恩将仇报的故事，虽有网友评论打前阵，但发挥重要影响的，当属江歌母亲 2017 年 5 月 21 日 00: 16 分发布的微博长文《泣血的呐喊: 刘鑫，江歌的冤魂喊你出来作证!》。在此文中，江歌母亲陈述了江歌对刘鑫的种种恩情，也悉数了刘鑫及其家人的种种负义、仇报行为。此文第一次直接将刘鑫及其家人的行为界定为 “恩将仇报”: “如今对待救命恩人不但不感恩对待我 (反而) 如同仇人一样。”

尽管这一微博长文存在时间短暂，但不到一天时间却有 56040 次转发，有 26990 次评论，有 32451 次点赞。这足以说明将江歌案界定为恩将仇报的故事引发了人们共鸣，唤起了人们情感上的兴奋。

3.社会记忆: 形塑新闻框架和舆论兴奋点

具体来说，社会记忆对新闻报道和舆论兴奋点的形塑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记忆不同导致人们关注的事件不同。不过，这种事件或在很大程度上违背社会记忆，或符合社会记忆之典范，如 2011 年前后分别在美国和中国掀起舆论大波的 “虎妈”“狼爸”。在美国，“虎妈”引爆舆论，在于 “虎妈”的中国式高压方式培养孩子的模式与美国快乐轻松的教育方式这一社会记忆迥然相异。在中国， “狼爸”引爆舆论，原因是 “狼爸”的方式符合中国 “棍棒底下出孝子”“严师出高徒”等社会记忆。

其次，即便关注事件相同，但社会记忆不同，会导致关注面向不同。如据笔者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周末》《新京报》对中国排球在 1981 年 1 月 1 日到 2017 年 1 月 1 日期间的 603 篇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对美国篮球在 1992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1 日期间的 264 篇报道的文本分析发现，同样面对体育竞赛胜利与失利，中国新闻框架分别是天道酬勤、居安思危与东山再起、卧薪尝胆。显然这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与谚语，完全展现了中国的社会记忆。而美国报道框架则为救赎 (胜利时，救赎他者; 失利时，救赎自己)，救赎框架显然反映了基督教耶稣救赎人类这一社会记忆。

第三，社会记忆的不同会导致人们对相同事件的诠释框架迥然相异，如老人饿死家中，中国媒体报道框架是子女不孝导致老人饿死，如《京华时报》报道 “2009 年 4 月 9 日北京通州区一位八旬的柴老太活活饿死家中”: “他们都是不孝子，怎么能把老人活活饿死!”

而美国媒体报道框架则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弊端导致老人饿死，如《纽约时报》报道 2007 年 10 月 “日本北九州市一名近七旬男子活活饿死家中”: “这本 ‘死亡日记＇在日本国内掀起巨澜，也把日本福利制度的一些具体弊端推至聚光灯下。”

第四：释框架蕴含了相应的情感倾向 (故此记忆又被称为 “暖记忆”)，社会记忆的不同往往意味着对类似事件具有不同的情感取向，如 2018 年 D＆G 公司推出的《起筷吃饭》广告片 “引起了中国 15 亿人的生气”，原因在于众多网友把台词 “如何用这种小棍子形状的餐具，来吃意大利伟大的传统玛格丽特披萨”看作是冒犯、歧视中国文化。而苹果电脑广告《巨人与侏儒》，2. 26 米的姚明和美国 0. 81 米的侏儒弗恩·特罗伊尔对比，1. 45 米的身高差距，却未让美国人认为此广告冒犯和歧视美国。如果《巨人与侏儒》广告把巨人换成美国人，把侏儒换成中国人，则有可能会引起全球华人的哗然与抵制; 如果这一广告由美国人拍摄，会被认为歧视中国; 如果由中国人拍摄，则会被认为崇洋媚外，导演会被网友骂作 “美狗”。中国人自尊心如此之强源自两种集体记忆: 一是 “爱国”名言名人的传承，如 “苟利国家，不求富贵”“位卑未敢忘忧国”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二是晚清中国的积贫积弱招致世界列强对中国的辱骂 (如东亚病夫) 与侵略的记忆。

社会记忆形塑新闻故事与舆论兴奋点，虽符合人们认知世界的省力原则，即思维的经济性原则，有助于社会动员，形成舆论合力，强化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甚至国家等共同体认同，但却为人们建造了限制视野的 “文化茧房”，即文化及其提供的集体记忆所形塑的认知世界的框架与情绪兴奋点，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人们对真相的探求，不利于事件真相的揭露与接受，导致 “信念真实控制史实”的不良后果。

信息茧房与算法

信息茧房

“信息茧房”是桑斯坦教授在其2006年出版的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提出的一个比喻，之后又在其系列论著中进行了阐述和拓展。在《信息乌托邦》中提出的“信息茧房”的内涵是：我们（信息传播中用户）只关注自己选择的内容、使自己感到安慰和愉悦的传播世界，如同置身于蚕茧般作茧自缚（桑斯坦，2008）。

桑斯坦认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介与科技专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我的日报”（the Daily Me）就是“信息茧房”效应的预言：这是一份完全个人化的报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挑选我们喜欢的主题和看法（桑斯坦，2008）。

互联网用户在海量信息中以个人喜好选择性地接触感兴趣的信息，排斥与筛出所有不喜欢的东西，选择最适合自己品位的内容，长此以往形成“信息茧房”。

“我的日报”将有“我们的日报”（the Daily Us）之虞。信息制造者近用了许多信息，其中一些非常接近于我们自己，虽然没有人跟自己完全一样，但是协同过滤运作得非常良好，甚至形成了“茧房”。

具有相似想法的人每一天都把自己归入自己设计的“回音室”（echo chambers），制造偏激的错误、过度的自信和没道理的极端主义。这里强调了前人研究中所认为的：人们通常吸收新信息以确认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这种现象被称为“证实偏见”（biased assimilation，assimilative biases）（Lord，1979）。

算法为何形成信息茧房

计算机的交互性技术催生了“我的日报”。20世纪70年代尼葛洛庞帝把交互理念用在媒体等领域，提出了一个术语“我的日报”，用于描述根据个人口味订制的虚拟日报（尼葛洛庞帝，1996：290）。

1993年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的新生导引研讨课发起的一个订制在线报纸新闻服务实验项目FishWrap，成为最早的订制化新闻服务（customized news service）（陈昌凤、宋云天，2019）。桑斯坦等认为，“我的日报”带来了“信息茧房”效应，产生了只局限在与自己相同意见的“回音室”。信息过滤机制让我们只看到我们想看到的东西、只听到自己认同的观点，只跟观念相同的人交 3 朋友，那些观点不断重复之后不断加深，最终变成一个只能听到自己声音的“密室”，即信息的回音室。

算法是否形成信息茧房？

1.“信息茧房”：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信息茧房”是一个比喻，主要是建立在技术，尤其是算法推荐技术，降低政治信息多元化的忧虑之中。目前，能够实证“信息茧房”存在的研究尚属罕见，只有少量研究非正面地呈现了一些现象而不是规律、是实验而不是现实研究、是过程而不是效果研究。

2.信息聚合的意义。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中提出了信息个人化的可能性，人们可以建立自己的文件夹，里面包含他们接受的信息，排除他们反对的信息。由此带来信息极化，志同道合的人们会建成氛围舒适宜人的虚拟的共同体。他后来在接受访谈时进一步阐释说：这个结果不是好的信息聚合，而是坏的极化（Sunstenin，2019）。

信息聚合相当于信息和观点的一类市场，它为个体获取更丰富的信息提供了一个条件，同时经过众人协同过滤之后的信息，也创造了更积极的价值。有学者认为：Web2.0技术实际上会成为批判回音室效应的技术结构和心理基础，因为它不仅提供了与志同道合的人讨论问题的机会，而且同时也增加了与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讨论问题的可能性（Brundidge，2010）。

Web2.0让所有的用户有了个人化、互动化、分享化的机会，信息聚合平台可以集众人所能生产、分发、审核、修订信息。加上大数据技术的贡献，能够使得群体统计性答案具体代表全体人口的能力。因此，Web2.0 技术下很难形成“信息茧房”和回音室。

3.积极自主的用户是否存在？

“信息茧房”又一次回归到经典研究的话题：受众的特性。西方传播学特别是美国经验学派在传播效果的“魔弹论”到“有限效果论”到“强大效果论”再到“适度效果论”，都鲜明地突出了受众从被动到主动、从消极到能动的特性。

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流算法，也成为受众研究的入口。有研究发现，大多数人在社交媒体上浏览新闻的方式是基于“普遍的怀疑主义”，用户经常无法准确理解他们收到的信息是如何被过滤的，但也不会不加批判地接受它。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新闻消费呈现怀疑主义和日常实用主义结合的悖论（Fletcher，2019）。

也就是说，用户并非“魔弹论”下应枪声倒地的被动受众，而是带有批判性、自主认知能力的受众。

著名融合文化研究者亨利·詹金斯提出了“积极受众”和“参与式文化”等理论，对新技术环境下的媒介和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人们总是能够找到证据说明，即使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仍然存在着积极、主动的受众，他们仍在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希望能够以批判性的姿态与外部世界相连。

桑斯坦近年倡导信息的“偶遇”：“如果你遇到一些你并没有特别选择的想法和主题，那真是太好了，这能改变你的一天，甚至你的生活。偶然性信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扩展了你的视野。”他提出了一种“偶然发现架构”（architecture of serendipity），以解决信息片面化、信息极化问题。他提出美国需要恢复网上的“偶然性”，是恢复数字时代健康民主的必要条件。他认为偶然性可以通过平台来推广，目前已经有技术在致力于此（Pazzanese，2017）。

这个有点近似于上述学者以推荐系统无缝整合用户在推荐新闻项目时的长期和短期阅读偏好，使用随机浏览模型从“用户—项目”关联图中选择新闻项目，以增加推荐新闻列表的多样性（Li，2014）。这倒恰恰说明算法是可以加强多样性的。

而桑斯坦这个带着自然主义色彩的“偶然性”解决方案，在现今信息超载的条件下，堪称悖逆潮流、悖逆以人为本的一种随想。真正要解决“信息茧房”之忧，不如回到提出的原点，将实验条件下的单一信息环境还原到人们的真实环境的场景中，反省“信息茧房”这个虽有衍生空间和警示价值。

参考文献：

[1]曾庆香,李秀莉,吴晓虹.永恒故事:社会记忆对新闻框架和舆论爆点的形塑——以“江歌案”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27(01):21-37+126.

[2]蒋晓丽, 叶茂. 从介入到共生:新冠疫情媒体报道中专家话语的表达修辞[J]. 新闻界.

[3]喻国明.重拾信任:后疫情时代传播治理的难点、构建与关键[J].新闻界,2020(05):13-18+43.

[4]陈昌凤,仇筠茜.“信息茧房”在西方：似是而非的概念与算法的“破茧”求解[J].新闻大学,2020(01):1-14+124.

主编：羽生生

编辑：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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