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环杀人案」改判，除了煽情我们还应该谈点什么？

Original 猛犸爱传播新传考研 2023-03-28

羁押27年，在监狱度过9778天，曾被认定为杀害两名男童的张玉环以无罪释放了。

8月4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原审被告人张玉环故意杀人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撤销原审裁判，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判决张玉环无罪。

27年的漫长申诉路

时间倒退到1993年10月24日，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凰岭乡张家村的两名男孩被人杀害后抛尸水库，同村的张玉环被警方作为嫌疑人带走。

至此，张玉环一家的人生轨迹被改写，走上了漫长的申诉路。

1995

1995年1月，南昌中院一审判决张玉环犯故意杀人罪，根据案件具体情节，判处张玉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张玉环不服并上诉。1995年3月，江西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01

2001年11月，南昌中院重审判决再次认定该案“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作出了和一审相同的判决结果。面对第三次审判，张玉环依然提出上诉。

同月，江西省高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处张玉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张玉环没有放弃，多年来一直坚持手写申诉状向各级司法部门申诉，他的家人也一直支持着他。

2017

2017年8月，张玉环向江西省高院递交了刑事申诉书，请求法院立案再审，依法改判其无罪。2018年6月，江西省高院决定对该案立案复查。

2020

2020年8月4日，江西省高院依法对原审被告人张玉环故意杀人案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玉环无罪。

据江西省高院提供的书面材料表示，此次改判不属于“真凶出现”“亡者归来”等情形，而是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进行的改判。

也就是说，真凶并没有抓到，但是现有证据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明张玉环是真凶，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将其无罪释放。

张玉环27年迟来的正义，媒体铺开的报道，自媒体煽情的哭诉中，作为新传考研er的自觉，大概还需冷静分析和思考。

被善用的框架，被遗忘的重点

在此次媒体对张玉环案的报道中，他的前妻宋小女获得了很多的同情和关注。张玉环入狱后，为了生计和未来，宋小女决定改嫁，但改嫁后也没有放弃为张玉环申诉。

视频来源：新京报我们视频

再见到张玉环，宋小女说，他还欠我一个抱，这个抱我想了好多好多年，因为从他走，我总想抱总想抱，去看守所看他也没有抱，那次打电话也没有抱，我非要让他抱着我转！

宋小女朴实而真挚、坚韧又脆弱的样子触碰到了我们每个人内心中柔软的点，也自然成为媒体关注和报道的重点。

媒体在报道中常采用的策略就是在新闻生产中有意识的去选择、强调、凸显某些信息来组构事件的中心意义，这就是媒体报道的“框架”。

戈夫曼将“框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将这个概念应用于新闻的选择、加工、新闻文本和意义的建构过程中，则可以被称为新闻框架或者报道框架。

后来学者塞米科和法尔肯提出了新闻报道中最常用的五类框架，分别是冲突框架、人情味主义框架、道德框架、归因框架和经济框架。

在法治报道领域，刑事冤假错案因案件的复杂性、曲折性、戏剧性，极易引发公众的情感共鸣，正如勒内·弗洛里奥的描述：‘错案’这两个字，会使人想到一个无辜者在黑牢里服刑的情景。与媒体新闻报道的要求：真实性、新鲜性、重要性、趣味性、接近性不谋而合，成为大众媒体争相报道的题材。

在媒体对张玉环案的报道中，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较多采用人情味框架，从个体角度或情感角度对事件进行私人化、人本化的叙述。

无论是对“前妻宋小女27年的守护和申诉，再见面激动得晕倒”的报道，还是“八旬年迈母亲在家守候，儿子抱怨其作为父亲的失职和缺位”的描写，都可以看成是一种人情味框架的运用。这种情感化的、人格化的框架无疑可以让读者感受到个体命运的悲与喜，从而让媒体的报道获得更多的关注和阅读。

但在对个体命运的描写和同情后，在情感的宣泄和抒发之后，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一种归因框架的出现，即对张玉环案中所涉及的失职和违法人员的追责。

张玉环称自己当时遭到24小时不间断地形训逼供，最后只好屈打成招，“他们放出狼狗咬我，咬在大腿上，裤子也咬破了……”

如果不对相关涉案人员的彻查和追责，如果不完善和贯彻我们的司法程序和原则，可能还会出现下一个张玉环，或者说还有很多个张玉环等待着被解救。

我们希望媒体能够运用归因框架去追责和反思，其实本质是希望媒体发挥好自身的舆论监督功能。

舆论需要监督什么？

舆论监督是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运用新闻传播手段就党和政府的某些政策、决策及某些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就某些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发表看法和意见。在舆论监督中，新闻舆论监督是最主要、最常用、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在张玉环案中，我们需要去监督什么？

一是真凶还没找到，当地办案人员存在失职。当全网都沉浸在“张玉环终于洗脱了冤情和亲人”团聚的大悲大喜中，很少有媒体和网友关注到那两名被害儿童的父母。他们怎么看待张玉环的无罪释放，他们一直坚信的杀害儿子的凶手被释放了，他们是否可以接受这个事实？是否应该给这两名被害儿童父母一个交代？如果张玉环不是凶手？那真凶在哪儿？

据上游新闻记者采访道，两名被害儿童的母亲分别叫舒爱兰和刘荷花，她们在儿子被害的第二年就搬离了村子，对于张玉环无罪释放的消息表示无法接受，“既然张玉环不是凶手？那真凶又在哪里？”这是她们想要追问的问题，也是媒体和公众需要去追问的问题。

二是需对“刑讯逼供”张玉环的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在央视新闻关于张玉环案的报道中，有一个细节，在8月4号的庭审中没有启动“排非”程序。

张玉环及其辩护律师以张玉环遭受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为由，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但合议庭经评议认为，张玉环及其辩护律师提供的线索和材料不充分，决定不启动排非程序。

此前，江西高院等多家单位向张玉环道歉。他表示接受道歉，但这27年的痛苦和折磨不是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问题。“搞得我妻离子散、一无所有。我要求司法机关追究‘刑讯逼供’人员的刑事责任。”

如果真如张玉环所说，他是受到严酷的刑讯逼供才认了罪，那对相关办案人员的追责既是对张玉环的一个交代，也是对维护我国公权力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一个交代。

舆论如何监督？

在法治报道领域，平衡媒介与司法的冲突，构建二者良性互动关系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不和谐的音符,出现了两种极端的倾向:

一种表现为“司法压制舆论”,给媒体的舆论监督设置种种障碍。

另一种则表现为“舆论干预司法”,给司法的独立性与公正性施加过度的舆论压力，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即所谓的“媒介审判”。

媒介审判指新闻媒介利用其公开传播的新闻报道或评论,干预、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其表现方式主要是媒体超越司法程序对正在审理的案件的案情分析、案件定性、涉案人员定罪量刑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公开的判断和结论,以其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受众,形成一种足以影响司法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其公正性。

在张玉环这个案件中，一方面我们需要发挥正常的舆论监督功能，对相关办案人员的违法和失职行为进行追责，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遵照正常的司法程序，避免过度干预和影响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这些年，呼格案、聂树斌案、陈满案、李锦莲案……一起起冤案被复查、被平反，媒体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这些冤假错案的报道中，关注着被蒙冤的主人公，推进着案件的进展。但在这些报道中，悲情主义的言语和视角多了些，理智地追责和反思少了点，我们虽同感于每个被蒙冤的个体生命，感叹于他们的时光不在，但仍希冀于借媒体理性的光亮促进司法程序的正义和完善。

若有下一个张玉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一点儿光亮，这个光就像宋小女眼睛里闪烁得一样，再见张玉环，她说：他应该抱我，我应该抱他，要抱，真的。

参考文献：

[1] 王晓红,《冲破迷思：大众传播在刑事冤假错案报道中的积极意义》

[2] 无罪归来！张玉环接受《相对论》专访：26年不是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 https://mp.weixin.qq.com/s/Ih9wnu37w_K6B5KiyXpjwQ

[3]【专访】张玉环：我要求司法机关追究“刑讯逼供”人员的刑事责任 https://mp.weixin.qq.com/s/9HRc_eNjYoUbSfL0en3X3A

主编：羽生生

作者：猛犸

编辑：猛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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