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黎丽 黄嫚｜因“果”相连：葡萄沿丝路中国化的亚欧文明互鉴启示

来源：转自“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引用请据原刊。

现代欧洲多国出产优质的葡萄酒，这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认识，但若因此而认为葡萄来源于欧洲则是错误的认知。其实，早在6000—8000年前，西亚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人就已经开始人工种植葡萄，公元前3000年传播到埃及和腓尼基，公元前2000年希腊开始种植葡萄，公元前1000年传播到意大利、西西里岛与北非；此后500年间葡萄的种植与酿造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传遍整个欧洲。

与葡萄西传欧洲相比，葡萄通过古丝绸之路从西亚传至中国的记载与研究成果较少。从目前国内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者有关葡萄东传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葡萄在古代中国的名称及传播过程、葡萄与葡萄酒文化在蒙古族中的流传与发展、清代葡萄酒文化的衰落、葡萄与葡萄酒何时引入内地、葡萄从中亚到新疆再到内地的种植情况、高昌回鹘时代葡萄种植业及酿酒业的状况、唐代的铜镜葡萄纹等方面；国外研究葡萄东传中国的成果主要有葡萄辩名和起源及在中国各朝代的相关记录、唐代长安及凉州的葡萄酒饮用文化、葡萄种植与胡文化的关联性、葡萄在中亚及西域的考古遗存。从以上国内外记载与研究成果来看，葡萄东传中国的成果远远少于葡萄种植、酿酒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葡萄中国化与亚欧文明互鉴的关系论述更不多见。事实上，由葡萄带来的亚欧文明互鉴对于“一带一路”和亚欧命运共同体建设至关重要。因此本文以葡萄东传中国为切入点，论述葡萄中国化具体表现，归纳因“果”相连的亚欧人类食品、酒品、艺术互鉴方式，从而为“一带一路”及亚欧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由物及人的内涵启示。

一、葡萄沿古代丝路东传中国的过程

在人类文明受自然条件限制主要集中在亚欧大陆的温带及亚热带时，亚欧大陆内部由人带物的交流主要通过古代丝绸之路来完成。葡萄这种多籽多汁的物种就从西亚沿此路向西传到欧洲，向东到达东亚的中国。在从西亚向东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先从西亚传播到“西域”，再从“西域”向河西走廊传播，然后再从河西走廊进入中国古都长安，随后以长安为中心向全国传播并随中国首都的东移南迁而继续传播，最终定居于适合葡萄生长并产业化种植的中国北方各省区。

（一）葡萄传入“西域”

西域是中国古代对河西走廊以西广大区域的泛称，有关西域的地理范围界定，《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馀，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馀里，南北千馀里。东则接汉，陀（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因此，现代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广义的西域指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今新疆地区以至于更远的中亚地区。狭义的西域则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天山南北，葱岭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广大地区。”于是葡萄和其他物种一起从西亚传入中国史书记载的西域。至于传入的时间则因考古发掘成果不断涌现而上溯。如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欧亚种葡萄引种到新疆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400－300年或更早，最初的栽培地可能在塔里木盆地的西部和南部或吐鲁番盆地；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佉卢文简牍中相关葡萄种植与酒业管理方面文书的研究，揭示出葡萄种植是精绝国的一项经济支柱产业，葡萄酒可做税费缴纳给国家；新疆吐鲁番鄯善县洋海墓地一座2500年以上的古墓中，发掘出一株葡萄标本，考古学家认定它属于圆果紫葡萄，其实物为葡萄藤，全长1.15米、每节长11厘米、扁宽2.3厘米，因洋海古墓的存在时间为2500—2800年之间，由此推断，早在2500—2800年之间葡萄已经传入西域诸国，逐渐推广种植，成为西域诸国民众种植的作物之一。

进入秦汉匈奴时期，葡萄已经成为汉与匈奴争夺的西域诸国必不可少的农作物之一。比如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汉书·西域传》则记载了且末国、难兜国、罽宾国、乌弋山离国、大月氏国等国已经将葡萄酿成了酒：“且末国……有蒲陶诸果。……难兜国……种五谷、蒲陶诸果。……罽宾国……种五谷、蒲陶诸果。……乌弋山离国……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大月氏国……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俗耆酒，马耆目宿。”其中，大月氏居阿姆河流域，罽宾国在今克什米尔地区，难兜国在罽宾东北，乌弋山离国在罽宾西北，而且末国在今新疆且末县附近。诸国之间相邻，种植葡萄、酿葡萄酒则是共同的农事活动。范晔所著《后汉书·西域传》则记载：“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粟戈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蒲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此条资料表明，两汉时期从新疆东部的伊吾国（今新疆哈密）到中亚的泽拉夫善河流域（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粟戈国均种植葡萄和酿葡萄酒。两晋时期，葡萄已经成为西域常有物种。关于此，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均有记载。如《晋书·西戎传》曰：“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与粟弋、伊列邻接。其王居苏薤城。风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饶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马。”《晋书·吕光传》则记载了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龟兹（今新疆库车）葡萄种植盛况：“光入其城（龟兹）……胡人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梁书·诸夷传》则记载了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和于阗国（今新疆和田）的葡萄种植：“高昌国……其国盖车师之故地也。南接河南，东连燉煌，西次龟兹，北邻敕勒。……出良马、蒲陶酒、石盐。于阗国……其地多水潦沙石，气温，宜稻、麦、蒲桃。”《魏书·西域传》则记载了焉耆国、副货国、南天竺国、拔豆国、康国的葡萄种植及酿酒情况：“焉耆国……俗尚蒲桃酒，兼爱音乐。……（副货）国中有副货城，周匝七十里。宜五谷、蒲陶，唯有马、驼、骡。……（南天竺国）有拔赖城，城中出黄金、白真檀、石蜜、蒲陶。土宜五谷。……（拔豆）国中出金、银、杂宝、白象、水牛、牦牛、蒲陶、五果。土宜五谷。……（康国）气候温，宜五谷，勤修园蔬，树木滋茂……多蒲陶酒，富家或致千石，连年不败。”唐朝贞观年间，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带领众多胡人定居鄯善，新建的移民聚落就叫“蒲桃城”。《沙洲都督府图经》解释道：“蒲桃城南去石城镇四里，康艳典所筑，种蒲桃于此城中，因号蒲桃城”。由此可知，贞观年间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在鄯善重建胡人聚落典合城（石城镇），并在其北四里处建“蒲桃城”，种葡萄于城中。以上资料表明，葡萄及葡萄酒全面落地生根于西域后，做好了继续向东传播的准备。

（二）葡萄在河西走廊的传播

东接关中平原、西连新疆、北接蒙古高原、南邻青藏高原的河西走廊之所以能够成为丝绸之路枢纽地带，主要源于南部的祁连山有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经过走廊地带，这为人类南北向或东西向的交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水资源，温暖、干燥的气候和便捷的交通也为葡萄沿河西走廊东传奠定了物质条件。于是河西走廊继西域之后就成为葡萄东传的首选通道。

从现有资料来看，居于河西走廊东端的凉州（今武威）在三国时期已经成为葡萄及葡萄酒产地。魏文帝曹丕在《凉州葡萄诏》中写道：“旦设葡萄解酒，宿酲掩露而食。甘而不，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悁。又酿以为酒，甘于麴米，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况亲食之耶。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可见，当时凉州广泛培植葡萄，发展酿酒技术，酿制葡萄酒，以致葡萄酒成为买官袭爵的重礼。《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也记载：“（孟）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孟他是三国时期新城太守孟达的父亲，张让是汉灵帝时权重一时、善刮民财的大宦官。孟他仕途不通，就倾其家财结交张让的家奴和身边的人，并直接送给张让一斛葡萄酒，以酒贿官，得凉州刺史之职。由此可见，葡萄及酒已经成为时尚饮品及贵重礼品。但凉州位于河西走廊东端，葡萄的传播不可能越过河西走廊西端直接进入凉州，因此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肯定是必经之地，因为敦煌是与西域最近、气候土壤条件相近的区域，葡萄自然首先落户于此。加上敦煌作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的亚欧贸易的中转站，也有利于葡萄的东传。关于此，我们从魏晋时期的药物学著作《名医别录》的记载中可见一斑：“葡萄无毒。逐水，利小便。生陇西五原燉煌”。这表明，早在魏晋时期葡萄已经在敦煌扎根，以至于中原人误认为葡萄就起源于五原、陇西及敦煌，也表明这三地已经成为当时葡萄种植较为普遍的区域。加上前面提及的凉州，整个河西走廊从东端的凉州到西端的敦煌均成为葡萄种植区域及出产葡萄酒的地方。到了唐朝，众多诗人用优美的文字描绘了凉州葡萄酒，比如唐诗人王翰的《凉州词》道：“蒲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李颀的《塞下曲》也写道：“帐下饮蒲萄，平生寸心是。”刘敞《公是集》则记载：“蒲萄本自凉州域，汉使移根植中国。凉州路绝无遗民，蒲萄更为中国珍。”元稹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西凉伎》则追忆西凉的昔日繁华：“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以上诸多诗词与纪实均描写了凉州的葡萄与葡萄酒，道出了昔日古凉州的葡萄与葡萄酒的珍贵与时尚。正如美国汉学家爱德华·谢费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所说：“我们知道，凉州——就如同旧金山的唐人街一样，这是一座唐朝的胡城——葡萄酒在当时的确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唤起迷人的联想的，精纯稀有的饮料。但是甚至在驼路更西的敦煌，葡萄酒也是重要庆典上的一种珍贵的附加饮料，这就正如香槟在我们的宴会上的作用一样。”因此，继西域之后，河西走廊就成为中国的葡萄与葡萄酒东传之地。

（三）以中国不同王朝首都为中心向全国传播

长安作为中国13个王朝的古都，在葡萄东传及向全国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盛唐时期。如公元640年唐太宗平定高昌并设置州后，吐鲁番各州通常选择葡萄和葡萄酒作为贡品，尤以葡萄干为多。同时，引进西域葡萄种植技术，试种成功后从长安向全国扩大种植规模。如河东的并州（山西太原）、解州（山西运城）、晋州（山西临汾）和绛州（山西新绛）等均种植葡萄且酿酒。今人经过研究也认为，“五代辽宋西夏金时期，葡萄、葡萄酒产地广泛（尤其在江南）扩展”，即“两宋以前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经西域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由京城地区向四周扩展。”因此可以说，来源于西亚的葡萄，经过先秦到隋唐时期的传播与在地化，终于成为中国各地的作物、水果、酿酒原料。

唐中期后，中国不同王朝首都不断东移与南迁至洛阳、开封、杭州、南京等地，葡萄随之传播到以这些都城为中心的周边区域，结果使葡萄种植在中国更加普及。比如南宋京师临安府条件得天独厚，栽培了水晶和玛瑙两种葡萄；绍兴既有薁等野生葡萄品种，又广泛种植玛瑙葡萄和浆水葡萄，并且能够酿造葡萄酒；台州出产绿葡萄和紫葡萄；仙居种植质优味美的水晶葡萄；福州也有葡萄种植。元朝大都、霄州、内蒙古的宣宁以及江南的南京、扬州、苏州等地区也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明清两代，葡萄种植虽遍布全国，但由于中原气候、纬度、地形等与西域接近，更适合葡萄种植，因此山西、山东葡萄种植较多，如明代的山西太原府太谷县就是葡萄主产区。清末1892年，“南洋华侨巨富张弼士在气候和土壤等条件适宜种植高品质葡萄的烟台创办了张裕酿酒公司，并从意大利、法国引进了世界著名的葡萄酒酿造品种，几经挫折终于栽培成功”，开启了中国现代葡萄酒业。

如今，中国葡萄已经“形成了西北产区、黄土高原产区、环渤海产区、东北中北部产区、黄河故道产区、南方产区、云贵川半湿润产区共七大产区。”如陕西省“关中渭北平原区、关中盆地、陕北、商州、汉中、安康等地区，在渭南、西安、宝鸡、汉中、咸阳、榆林等28个县区均有种植。陕西葡萄产业以鲜食葡萄为主。”山西省中南部的文水县、清徐县、（西）马峪、太原市小店区、太谷县也是鲜食葡萄生长区；被称为“世界葡萄植物园”的吐鲁番，“拥有550多个葡萄品种，‘无核白’葡萄是吐鲁番的主要品种，目前90％用于制干。”在葡萄酒业方面，“自然发酵的葡萄酒基本上是在西域地区生产，广大的中东部地区很少采用这种技术。自然发酵在东部广泛应用的时期是元代，中国现代葡萄栽培和酿酒技术始于1892年。目前，欧洲葡萄栽培和酿酒已成为我国新疆、山东、河北等地农业和轻工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宁夏也成为葡萄酒产区，如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正好位于38°N优质葡萄种植带上，且在烟筒山、大罗山和牛首山三山之间的小盆地中，形成了独特的微气候带，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酿酒葡萄的生长发育，地理区位优良，产出的酿酒葡萄品质高、风味浓，被国内外专家确定为世界酿酒葡萄最佳产区之一。”可以说，葡萄种植已经在中国走上了产业化的道路。

从葡萄东传中国过程来看，由西亚进入中国后，经过西域、河西走廊进入长安后向全国各地传播，后又随首都东移南迁而普及。经过反复试种，最终主要成活于中国北方省区，这与适合葡萄生长的气候、地形、纬度等自然条件密不可分。

二、葡萄中国化的具体表现

葡萄东传中国过程中经过从西向东、从不同朝代的首都向全国的传播与试种后，最终成活于中国北方省区的事实，本身就是葡萄适应中国地理条件的表现，这是葡萄中国化的基础。葡萄在中国广大北方省区落地生根后，开始与中国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相结合，在适应中创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出适应中国不同区域的葡萄品种

经过先秦至隋唐时期的葡萄东传中国，“唐朝葡萄种植和酿造产地已分布于西域、西北、北方、关中、河朔、江南、西南（包括南诏、吐蕃），尤其是西域、河西、河东的太原地区、河朔以及长安和洛阳两京之地，在唐时已是葡萄种植和酿造的重要产地。”在葡萄种植普及以后，葡萄品种也因适应不同区域的地理条件呈现出多元化。例如，南宋时期“两浙路的常州种有马乳和水晶两种葡萄。平江府（苏州）常熟也种有两种葡萄。湖州不仅出产野生葡萄，还栽培有紫、白两种马乳葡萄。秀州种植葡萄，都城临安府种有水晶、玛瑙葡萄。越州（绍兴府）州城至嵊县一带广泛种植碧葡萄。绍兴府既有野生薁，又种植葡萄（主要有浆水和玛瑙二种），还酿葡萄酒。沿海的台州出产紫、绿两种葡萄，仙居则出产优质的水晶葡萄。”到了明代，各地栽种的葡萄品种更加繁多，如“水晶葡萄，晕色带白，如着粉，形大而长，味甘。紫葡萄，黑色，有大小二种，酸甜二味。绿葡萄，出蜀中，熟时色绿。至若西番之绿葡萄，名兔睛，味胜糖蜜，无核，则异品也。琐琐葡萄，出西番，实小如胡椒……云南者，大如枣，味尤长。”如今，中国境内的葡萄品种更加繁多，仅甘肃省民勤就种植了矢富罗莎、维多利亚、里扎马特、无核白鸡心、优无核、金手指、皇家秋天、玫瑰香等8种葡萄品种。在陕西省杨凌则有更多的葡萄品种，仅科研人员调研的品种就有火焰无核、无核白醉金香、摩尔多瓦、巨玫瑰、维多利亚、金手指、美人指、粉红亚都蜜、魏可和天缘奇等。也有一些区域只种植一两种葡萄品种，但产量却很大，如吐鲁番葡萄栽植品种85％以上为无核白，且是葡萄干的主要产地。因此，产出适应中国不同区域的葡萄品种是葡萄中国化的表现之一。

（二）以中国酿酒之法酿制葡萄酒

葡萄产量是葡萄酒的制作前提条件之一。最先只有在满足民众鲜食葡萄或制成葡萄干之后还有剩余时才有可能以酿葡萄酒的方式保存葡萄供人们食用。葡萄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出现了两种葡萄酒酿造法，一种是西域土法。本文以高昌葡萄酒工坊为例说明。首先在工坊的室内铺上较硬的砖块并做出凹陷的沟渠，在沟渠末端嵌入酒缸，然后把葡萄踩碎或捣碎，使葡萄汁通过沟渠流入酒缸中，经过几天的自然发酵后就成为葡萄酒。本文作者曾于2010年在新疆阿瓦提县品尝过经过自然发酵后的葡萄酒，酸甜醇香。另一种是西域葡萄酒酿造法传入中原后，中原民众把米酒酿造的曲法加入其中。如北宋朱肱在《北山酒经》中记述的葡萄酒酿造方法：把发酵的大米放入甑中蒸制。把杏仁和葡萄以一比五的比例放进盆里，加入刚蒸好的三斗大米水并研磨，用生绢布进行过滤。用酸米盖上进行发酵并晾至常温后加入酒曲开始酿造。这种混合式酿酒方式制作出来的葡萄酒口感没有西域的自然酿造法酿制的葡萄酒香醇，主要原因还是中原葡萄产量不足与民众的饮食习惯。因为葡萄至今和南方的香蕉、北方的苹果成为三大水果的事实表明，鲜食葡萄更健康、更美味，加上中国人口众多，新鲜葡萄的消费量较大。元代时期，由于西域葡萄酒酿制不浪费粮食又香醇可口，集体、私人都可以酿制葡萄酒，这样，在葡萄丰产的年份，葡萄酒产量增加不少。品尝到用西域酿造法酿出的葡萄酒的元代诗人周权这样形容葡萄酒：“累累千斛昼夜春，列瓮满浸秋泉红。数霄酝月清光转，秾腴芳髓蒸霞暖。……甘逾瑞露浓欺乳，曲生风味难通谱。”到了明代，中原酿造葡萄酒时使用葡萄酒直接加曲的酿造方法，一斗葡萄汁，加入四两曲，搅匀放入坛中，封口数日即可。使用此方酿制的葡萄酒口感较好、度数也提高，民间至今仍保留此方。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葡萄酒因地域不同而与不同的制作方法相结合，产出了适合当地的葡萄酒。

（三）葡萄果实、籽、叶、根入药治疗不同疾病

葡萄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不同区域民众的饮食实践，人们逐渐体会出葡萄不仅有食用功能，更有药用功能。因为中国早就有食药同源的记载。首先在食方面，防止因多食葡萄产生化火生风之力，引起烦闷、眼昏、泄泻甚至疮疡疥疔等疾病；其次不同区域的中医利用葡萄甘、平、酸、涩等性味，用葡萄果实、籽、叶、根入药治疗不同疾病。比如公元十世纪的回鹘文医学文献残片《杂病医疗百方》中不仅有葡萄药用价值的相关记载，还记录了葡萄酒、葡萄醋等入药的医方，可治疗月经病、胎产不下、牙痛、目盲、腹痛等。汉唐时期的中医典籍中记载新鲜葡萄具有利水补气、强身健体的功效，因此用于治疗水肿、淋症等疾病。中原医家在葡萄东传种植食用过程中“认识到葡萄具有强筋壮骨、益气补中、逐水饮利小便等功效，亦可作酒。宋代开始医家认识到葡萄亦可用于治疗痘疮不出、腰腿疼痛、胎动不安、便秘等病症。”如今，中国人普遍认识到葡萄具有抗癌、美容、增加免疫力的效用，因此葡萄入药和养生的范围进一步扩展。

（四）葡萄成为中国各种艺术装饰的原型

在葡萄东传中国并中国化的同时，以葡萄为原型创造出的艺术图案也逐渐融入中国绘画、建筑、服装等领域。比如“以葡萄为对象进行象形描绘的纹样，以数枚圆圈或莲花瓣纹堆叠形成葡萄形态”的葡萄纹饰经丝绸之路传至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中西合璧的纹样艺术特征。具体来说，中国人根据葡萄多籽且果实累累赋予葡萄“五谷丰登”、“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文化含义；根据葡萄串完整、葡萄果实圆润等特点，赋予葡萄“无故不损”、“尽善尽美”的社会意义；根据葡萄枝藤叶蔓和丰硕果实赋予葡萄“富贵长寿”的生死意义。并且将葡萄画成葡萄纹饰，用于房屋建造时的木雕、砖雕等，或用于服装、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考古发现的不同时代的铜镜之一瑞兽葡萄镜背面是各种瑞兽和葡萄，正面则是梳妆打扮必不可少的镜子，将瑞兽与葡萄融合作为铜镜的背景，则是中国化的表现。又如有着7000年历史的宜兴紫砂壶中也创作出宜兴葡萄壶，主要源于葡萄丰收、富裕、高贵等寓意。在绘画方面，葡萄不仅成为训练绘画基本功的静物之一，而且也是国画的重要题材，因为成串的葡萄赏心悦目，有多多益善、果实累累的寓意。在音乐方面，由著名作曲家施光南作曲、瞿琼作词、著名的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演唱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不仅成为当代海内外了解吐鲁番葡萄种植故事的作品，而且助推吐鲁番成为旅游目的地。应该说，葡萄在中国艺术上的升华是葡萄中国化最生动的体现。

以上诸多方面，虽然不能涵盖葡萄中国化的全部具体表现，但从整体上能说明葡萄中国化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及程度。

三、因“果”相连的亚欧命运共同体建设

由于西亚居于东亚与欧洲之间，从这里起源的葡萄向亚欧大陆的两端传播，既增加了亚欧民众的水果、食品种类，更促进了亚欧文明因“果”相连，从而促进了亚欧大陆文明的相互吸收与影响。

（一）尊重、崇尚自然规律是因“果”相连的前提

葡萄既不是热性水果，也不是凉性水果，而是一种平性水果。它所以从西亚传播到世界各地，与其果实自然的平性属性相关，如葡萄中含有矿物质钙、钾、磷、铁，多种维生素如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B6、维生素C、维生素P及多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因而成为人类维持身体内部酸碱平衡必要的水果之一。之所以为平性，是因为其生长环境为地球的南北纬的30—50度之间，这一纬度区间既不是太热，也不是太冷，而是四季分明的温带，因而平性的葡萄容易在此生长。我们可以从隋唐以前的亚欧大陆国家均分布在北温带的丝绸之路沿线的事实中得知，这一区域也是适合人类生存的区域。人类在人口不断繁衍的前提下向着丝绸之路两端不断迁徙的同时，也将适合这一地带的物种传播到丝绸之路沿线，于是居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西亚的葡萄便向西传到欧洲，向东传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因此，从葡萄的传播范围来说，尊重、崇尚自然规律是葡萄传播的前提，最终欧亚大陆因葡萄和其他物种而相连。

（二）因地制宜是因“果”相连的基础

葡萄作为物种之一，如今已经成为全球人类消费量居前四位的水果，如2017年世界葡萄总产量为7428万吨，仅次于香蕉和苹果，排在第3位，这表明葡萄已经成为人类的共享美食，但传播到世界不同区域的葡萄能够成活、扩种的首要条件就是因地制宜。比如，传播到中国古代西域现代新疆和甘肃河西走廊的无核白品种的葡萄，因这里气候干燥、早晚温差大，使得葡萄糖分很高，既适合鲜吃，酿出的葡萄酒也甘甜香醇。这是西亚葡萄传到中国西北并与西北的气候、土壤、地形等相适应的结果。据统计，“世界葡萄品种达8000个以上，中国约有800个，生产栽培比较优良的品种只有数十个。主要优良鲜食品种有：莎巴珍珠、葡萄园皇后、京早晶、康拜尔早生、无核白、玫瑰香、巨峰、白香蕉、牛奶、龙眼。”其实，这些葡萄品种均是与全球不同区域的种植环境相适应的结果。如今，传播到中国的酿酒葡萄在烟台、通化、贺兰山下种植成活的事实表明，葡萄从西亚传播到欧洲大陆后也与欧洲的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地的气候、地形、土壤相结合，形成了不同的葡萄种类并酿制成不同品牌的葡萄酒。再从欧洲通过海路来到中国的东部沿海区域，自然就与中国东部区域的气候、地形、土壤相结合，最终烟台、通化、贺兰山下能够成为葡萄酒产地说明这些地方能够种植欧洲的酿酒葡萄，因而就成为中国葡萄酒产地。因此，因地制宜是葡萄种植成活的基础，也是因“果”相连的基础。

（三）与中国不同区域文化交融、创新体现因“果”相连的特色

尊重自然是因地制宜的前提，因地制宜是适应本土的基础。应该说，葡萄是生长力比较强大的物种，在温带区域容易成活，但因温带区域较宽，各个区域的水文、土壤、气候、海拔等均有不同，因此葡萄便适应各地的种植环境和人为技术条件，生长出不同的葡萄品种，发展出不同的葡萄饮用法、葡萄入药法，以及以葡萄为艺术创作原型，创作出与葡萄相关的绘画、音乐作品，以不同的语言文字书写种植葡萄者、葡萄酿酒者和品鉴者等等。这样，亚欧大陆因葡萄的传播而连接起来，但各地、各国的葡萄在因地制宜的生长环境中创新出不同的品种、不同的饮用法和用于不同的人文艺术，因而出现了连而不同的葡萄文化。如，欧洲长于种植酿酒葡萄并能酿出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中国却在干燥少雨、温差大的西北地区种植出著名的无核白葡萄，自古至今保持鲜食或在晾房风干为葡萄干食用，即使制作为葡萄酒，也是靠自然发酵而成，与欧洲的葡萄酒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葡萄酒方面，早在“清朝后期，海外贸易使内地见到了更多葡萄酒的品种，其中大多是外国的进口葡萄酒。他们称葡萄不去皮酿造出来的‘赤葡萄酒’，能够清理肠道；去皮的葡萄酿造的‘白葡萄酒’有助于肠道运动；西班牙产的透明的‘甜葡萄酒’最适合病人饮用，能够快速恢复精神力气。”这样，亚欧大陆因葡萄相连，却各具特色，体现了亚欧文化在同一植物上的丰富与多元，成为亚欧大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享物种典范。

（四）在相互欣赏与互鉴中促进亚欧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因“果”相连的目标

在葡萄东传的古代社会，由于交通工具是马、驼等动物，载重量相对少，还需要有人看护，因此运输包括葡萄在内的各种商品的商人成为亚欧之间交流的中介，丝绸之路也成为由物及人的交流之道。葡萄的栽培技术通过口口相传或纸质记载及其翻译传播到世界各地，使葡萄成为栽培范围最广的果树之一，葡萄食品也成为人类共享的美食，以葡萄作为艺术资源的艺术品也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产品。因此，古代亚欧之间通过葡萄传播形成互鉴、共赏的传播链。现在，随着互联网发展，全球有关葡萄的数据有望汇集在一起，为葡萄的全球化及创新产品研发提供信息。

目前，国内外均有各种类型的葡萄相关数据库，这样不仅向决策部门、品种审定机构等提供数据信息，也为种质资源和生物技术研究人员、种质库管理以及种子、饲料、酿酒等企业服务。中国研究人员则“选取了覆盖范围较广的欧洲葡萄数据库（The European Vitis Database）、国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数据库（Genesys PGR）、美国农业部种质资源信息网（GRIN，Germplasm Resources Information Network）、中国作物种质资源信息系统四个数据库进行功能介绍与信息统计，对数据库收录的原产地、属种、果色、用途、香气、植物学特性等进行数据分析，以期促进种质创新技术研发，提高种质资源的共享效率，为在线数据库的高效利用以及我国数据库未来的建设提供参考。”因此，后现代亚欧之间的葡萄传播则通过数据库与互联网的连接，使全球的葡萄产业连成一体，从而形成因“果”相连的产业、利益和命运共同体。

总体来说，因“果”相连的亚欧人类在尊重崇尚自然的前提下，以因地制宜的方式将葡萄传播到适合葡萄种植的亚欧北温带区域，由此产生了亚欧之间从葡萄种植到葡萄艺术品的交融、互鉴、共赏、并存。因此，亚欧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借由包括葡萄在内的由物及人的交流、互鉴、欣赏、影响的产业、利益、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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