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6月丨中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建成
1958年
中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建成
中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1958年6月13日开始发生链式反应，同年9月27日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举行移交典礼复使用。这座原子能反应堆的建成，标志着中国进入原子能科学研究和应用阶段。
这座当时亚洲最大的实验性原子反应堆是苏联科技人员帮助中国设计制造的，于1956年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破土动工。
这座反应堆是以重水作为慢化剂和冷却的研究反应堆。由于采用2％的浓缩铀作燃料，使单位功率的热中子通量较高，最大热功率为1万千瓦。它的主要用途是进行中子物理试验、材料辐射试验和生物医学等其他科学研究，生产放射线同位素，以及培训人员。
1958年9月聂荣臻在中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移交生产大会上讲话
这座反应堆预定寿命15年。到1970年代初堆本体出现腐蚀、渗漏和裂纹等老化现象，到1978年反应堆被迫降低运行率，同年11月反应堆正式停止运行，开始大修。在原子能研究所科技人员的努力和有关单位的支持下，经过1年零10个月的时间，改造了包括更换反应堆内壳等8个系统，于1980年底完成了满功率运行试验，各项技术参数均达到设计要求，预计可以再继续运行15年。
改建后的反应堆的技术技能超过了原堆，功率提高了50％，最大热中子通量增加了一倍多，活性区可利用的实验管道增加了2.6倍，而大修改建的费用只相当于建一个新反应堆费用的1/10。改建后的反应堆进入了国际同类反应堆的先进行列。
这座原子反应堆的大修改建成功，标志着中国原子能科学技术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项成果获得国家科委技术进步一等奖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全国优秀设计奖。
争取苏联核援的中国机遇
作者：徐焰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05月28日
由于军事科技尤其是尖端武器是各国最为保密的“镇国利器”，想求得他国帮助极为不易。不过，由于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有时也会出现机会，但又往往稍纵即逝……
1960年代中国“两弹”（原子弹、导弹）研制成功，对中国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过去这被宣传为“自力更生奏凯歌”，随着历史资料的解密，苏联援助的作用逐渐得到承认。
不过，对于“两弹”这一军事领域中最尖端、最保密的项目，历来援外很保守的苏联为什么愿意向中国提供援助呢？除了当年中苏友好的特殊关系外，关键一点，是中共抓住了赫鲁晓夫急需政治支持的重要历史机遇。
常规武器较大方，核武器难松口
国际间的关系，也是人际关系的放大。在社会上，一个乞丐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施舍，一个有潜力的创业者却容易得到大笔贷款和资助。当年中国取得的苏援能逐步升级，甚至一度达到世界罕见水平（至今国际上也没有类似的核弹援助项目），关键在于中国不断自强，并在国际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苏联对华战略需求的增长，援助水平相应得到逐步提高。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每年最多只得到苏联几万美元的资助，直至解放战争期间，苏军对解放军的支援也不过是转交日本关东军的旧枪炮。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世界格局，斯大林在1950年2月和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才同意5年内提供3亿美元贷款。
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后，斯大林对于援华的态度才有了根本变化。苏联以出厂价五折和记账的方式，向中国提供了13亿美元的武器，并同意援建141项重点工程，后来赫鲁晓夫又追加了15项，这著名的“156项”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若不出兵抗美援朝，或入朝战绩不佳，中国就不可能得到“156项”，这证实了毛泽东力主出兵朝鲜时所预见的：“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不过，斯大林在朝鲜战争期间对华提供的武器，绝大多数是二战中用过的旧品。
1953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因其国内外地位不稳，急需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有很高威望的中国支持。赫鲁晓夫1954年9月首次访华前，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力排众议，提出应提升援华等级并向中国派出1万名优秀专家。访华时，他又以谦恭的态度对待毛泽东。他回国后，苏联陆续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战斗机、T-54A坦克、各型火炮以及AK-47自动枪、C-45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现役的新式装备的技术资料和生产线，并派专家帮助中国军工部门仿制成“5”字头的各型常规武器，这在当时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赫鲁晓夫之所以在对华提供常规武器技术方面比较大方，除政治需要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相信，“火箭－核武器”将在未来战争中起决定作用，而常规武器的作用将大大降低。当时，美国对中国的最大威胁是核武器，因此，苏联的这种援助规模仍然不能满足中国安全保障的需求。
1945年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翌年，毛泽东提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不过，他实际上仍高度重视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1949年末他访苏时，观看了苏联当年8月首次核试验的纪录片，回来就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当时中国是极其落后的农业国，连一辆汽车都不能制造，领导人却提出了掌握核武器的宏图。1952年周恩来组织军委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便考虑了发展核武器的可能。1954年广西发现了铀矿，毛泽东感到，中国发展核事业有了起步的基础。
1954年赫鲁晓夫首次访华时，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苏联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向中国提供帮助。据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赫鲁晓夫听后马上露出吃惊的表情，接着便以中国电力不足予以婉拒，声称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可以了。
对苏政治支持，得到“两弹”技术回报
尽管赫鲁晓夫不肯提供核弹研制方面的援助，毛泽东在1955年1月的中央会议上仍决定开始发展中国的核事业，并说：“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
当时，中国虽然工业基础落后，却有了钱学森、王淦昌、邓稼先等一批世界级的核物理和火箭专家，并开始建立自己的研制机构。钱学森1955年从美国归国后，担任了导弹研究院院长，他考察了国内情况后，认为材料困难占80%，如果能得到苏联帮助，就可以大大加快进度。
面对中国政府的援助请求，苏联以中国目前缺乏干部、最好先从培养干部开始为由，只答应1956年内接受50名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导弹技术。依此援助水平，中国的“两弹”研制难以起步，因此，1956年中国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对核项目只确定先搞预研。
1957年，一个宝贵的机遇出现了。
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后，国际上随即出现了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苏共中央主席团（相当于政治局）内的元老又要求罢免赫鲁晓夫，还形成7：4的票数优势。赫鲁晓夫虽在朱可夫和军队的支持下，在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打倒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仍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
当年国际共运的理念是共产党都属“一家人”，中国在“社会主义家庭”中地位居于第二，在苏共出事后如何表态，对赫鲁晓夫关系重大。当时，连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因处境困难时，也跑到中国大使馆，说希望得到“影响力不亚于斯大林的大人物”毛泽东的帮助。
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刚结束，7月上旬赫鲁晓夫就派主席团委员米高扬飞赴中国，到杭州向毛泽东介绍了6月全会的情况，希望得到中共支持。毛泽东连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考虑到赫鲁晓夫是当时苏共领导中比较好打交道的一位，决定公开表态支持他。
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主管国防工业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向苏方交涉核技术和导弹等援助项目。经周恩来安排，1957年7月18日，聂荣臻向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提出了这一要求。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7月20日便回电同意。
后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显示，当时，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反对，拍板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导弹技术。
1957年9月，聂荣臻率中国代表团访苏，赫鲁晓夫在确认毛泽东同意访苏后，于10月15日与中国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对华有偿提供导弹样品和制造设备，帮助建造核工厂和试验基地，并供给最新型的米格-21战斗机和防空、反舰导弹等。
当时负责谈判的聂荣臻在中国一次内部会议上感慨说：“苏联政府这次的确很热情，很诚恳，很慷慨。”回顾历史，这确是苏联对中国最具重大战略意义的一次援助。
赫鲁晓夫的援助自然需要政治回报。
同年11月，毛泽东如约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以及61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大会发言中支持赫鲁晓夫战胜“反党集团”，劝说各兄弟党都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为首地位。
会议期间，赫鲁晓夫也给毛泽东以最高礼遇。其他各国领导人都站着发言，惟独毛泽东坐着讲话。各国领导人站好后，赫鲁晓夫才陪同毛泽东最后入场，在掌声中走上主席台，而且还要让毛泽东在前面半步。毛泽东见赫鲁晓夫破除了斯大林那种“父子党”作风并慷慨答应援助，高兴地说：“有点兄弟党的味道了。”
由于赫鲁晓夫得到了想要的政治支持，1957年末，苏联开始履行协议，首先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起步的样品。翌年，又向中国提供了许多核工业设备，并派出千余名专家来华，帮助建设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的核燃料棒工厂、酒泉的研制基地和新疆的核试验场。从此，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新阶段。
只想让中国成为“核小国”
不过，中方人员在同苏方打交道时感到，赫鲁晓夫的对华军援保持着一些准则：提供武器比较大方；传授技术不太爽快；设计理念尽量回避。中方提出“为什么这么制造”的疑问时，有些苏联专家干脆回答：“你们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如想要新装备可以向我们提出。”
赫鲁晓夫勉强同意的“两弹”援华设想，也只想让中国的导弹、核弹成为苏联战略打击力量的一个分支。若中国完全依苏联的安排行事，在世界舞台上只能成为低于苏联一个档次的“核小国”，即具备区域打击力量而不能跨越洲际。
苏联对华提供的P-2型导弹，是1952年列装的射程600公里的地对地导弹，其国内已经试验成功射程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3位苏联专家在1958年7月向钱三强等6名中国专家在小范围内口头介绍了ΡДС-3原子弹概要情况（还要求不做记录），这只是其国内1951年研制成的当量4万吨的早期原子弹，而苏军此时已有千万吨级当量的氢弹。据来华专家90年代发表的回忆录称，他们奉命只能介绍1951年以前的原子弹知识。苏联专家原本建议在甘肃敦煌附近建立核试验场，那里只能满足研制3至4万吨当量的原子弹所需，难以试验百万吨以上当量的氢弹。
1958年夏，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赫鲁晓夫又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含蓄提出批评，由此引发毛泽东的激烈反弹。对于中方炮击金门，赫鲁晓夫也大为不满。1958年8月金门炮战爆发后，国民党空军发射了几枚当时很先进的美制“响尾蛇”导弹，其中一枚坠地未爆。据赫鲁晓夫的儿子回忆，苏方几次索要，中方才转交，且提供的导弹部件不全，赫鲁晓夫开始后悔对华提供核援助。
据苏联相关人员回忆，当时，装有原子弹样品的火车已准备向中国发车，却在车站上停留了半年，原因就是赫鲁晓夫对是否履约犹豫不决。赫鲁晓夫知道背信弃义会激怒中国，就采取了拖延方式。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以国际核裁军谈判为由，表示“推迟两年”提供原子弹样品，两年后再视情况恢复。
随后，毛泽东领导中共，以不点名方式开始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
1960年7月，赫鲁晓夫下令撤回所有在华专家，彻底停止了“两弹”援助。
谁的功劳
苏联专家走后留下的技术难题，中国人自己很快完成攻关。
1964年6月，中国的“东风”二号导弹试验成功，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中国人完全靠自己的探索，仅用了2年零8个月，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研制出了氢弹。几年后，中国自行研制的导弹射程达到几千公里。
笔者曾多次采访过周恩来最后两任军事秘书周家鼎和王亚志，询问“苏联中止援助对我国研制原子弹影响有多大”，这两位当年亲自参与其事的老前辈都认为，只延误了试爆时间两年左右。他们感叹说，苏联中断合同撤走专家，留下一堆“半拉子”工厂，却毕竟比我们白手起家要好得多。
当年，《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签订和实施都处于保密状态，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才公开提到此事，并长期以中国的恩人自居。早在中国试验原子弹之前，赫鲁晓夫便对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说，中国人完全可以进行核试验，因为我们把相关设备和技术都给了他们。来华的苏联相关专家直至晚年写回忆录时，也大都认为是他们教会中国人如何制造原子弹的。
中国领导人和科研人员却认为，尽管苏联提供过帮助，“两弹”的关键技术却是靠中国自己攻关解决。
中方全面展开“两弹”工程时，便确定了“以我为主”的原则，自行安排各项目的进程，接受苏联设备后自主科研而不是简单模仿，苏方专家只起顾问角色，即接受咨询而没有决定权。按今天的语言，中国人从一开始便掌握了自主知识产权。
对同一历史事件有不同解释，在国际上是普遍现象。例如美国便称苏联靠“原子间谍”偷得其技术才造出核武器，苏联专家却称本国原子弹完全由自己研制，没有一个零件来自美国，情报只起了借鉴作用。
如果全面地回顾史料并客观地评述，应该承认，虽然中国“两弹”事业的成功主要靠的是中国科技人员的自力更生，但苏联两年时间内的技术援助确实大大加快了其发展进程。
中国在“一穷二白”的落后基础上起步，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确实离不开引进国外技术。军事科技尤其是尖端武器是各国最为保密的“镇国利器”，想求得他国帮助极为不易，不过由于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有时也会出现机会，但又往往稍纵即逝。当年中国发展“两弹”时，正是抓住了重要的历史机遇。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专业技术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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